这与孟子、司马迁的说法截然不同。《竹书纪年》明确写道，伊尹流放太甲，乃是自立，乃是篡位夺权。更令人惊骇的是，太甲不仅不是伊尹迎回的，而是自己潜逃出来，返回帝都复辟，杀死伊尹。这段历史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假。

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背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伊尹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是圣人、道德家；另一张面孔是权谋家、谍战专家。本来这是一体两面，但后来的儒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让圣人的形象与权谋沾边，于是一个伊尹被剖开成两个人。但是种种史料显示，伊尹确实是精于权谋，而恰恰是这一点，让《竹书纪年》中的说法有了合理的依据。

尽管《竹书纪年》的说法曾经轰动一时，可是由于只是孤证，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类似的观点，故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非常少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对《竹书纪年》的说法要重视，因为它的资料较其他更古老，也更可靠。

现在所见伊尹之史料，多为春秋战国以后，这个年代距离伊尹已经有一千多年，如同我们今天看唐、宋史事，不一定十分清晰可靠，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中所保存的商代史料，可靠性要超过《史记》，这一点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如果该书中商代绝大多数史料的准确性得到确证，却独独在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是商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信，这未免显得奇怪。当然，我不是要下结论说《竹书纪年》一定是对的，只是想分析一下，伊尹篡权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能，有没有证据呢?

说实话，伊尹流放太甲的做法，有一点确实令人不解。

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伊尹是贤相，他流放太甲是为了让他面壁思过。可是这里我们产生一个问题：伊尹既然认为太甲是昏君，何不干脆换一个君主呢？

应该说，伊尹有足够大的选择空间。

我们知道，商汤的儿子中，外丙与中壬都当过帝王，也就是说，外丙的儿子与中壬的儿子，完全有资格成为帝王。如果伊尹觉得太甲没有德行，完全可以从外丙或中壬的儿子中选取一人，立为新帝。以伊尹的权力，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他为什么不做呢？太甲被流放在外，整个国家三年没有君主，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既然没有君主，此时的伊尹已经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退一步说，倘若伊尹真的想要改造太甲，太甲要是一直不悔改呢，他该怎么办？按照孟子、司马迁的说法，太甲是三年后悔过自新的。假设太甲十年、二十年都不悔改，那么伊尹岂不是要一直摄政下去吗？如果伊尹真的那么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可以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当初他为什么要拥护商汤称王呢？他为什么不在夏桀被流放的时候，等待这个帝王悔过自新呢？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竹书纪年》里关于伊尹篡权的说法，有其合理之所在。

后人否定《竹书纪年》的说法，大抵有两个理由：

其一，与其他史料不符。

但正如我上面所说，除非这些史料比《竹书纪年》更古老，否则即便《竹书纪年》只是孤证，仍然可能是真实的。有的朋友可能要问，那么《竹书纪年》里面所载的太甲杀伊尹的说法，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被学者们所引述呢？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本是魏国史书，由于魏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故而继承晋国史书。春秋战国的文化重心一直是在东方，无论是先前的晋国还是后来的魏国，都没出现过大学者，有的只是纵横家与法家，他们关注的事情，都是现实的事情，或者是变法，或者是连横合纵的外交，并不热心去整理、普及、传播古代的文献。因此，魏国史书虽有对古史的完整记录，却不为人所知。

其二，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伊尹篡权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来，发动政变，杀死伊尹后，又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其家业。这个说法，令后世学者觉得很荒唐。

比如唐朝学者孔颖达这样说：“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杀之。则伊尹死有余罪，义当污官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倘若伊尹是个篡权者，死有余辜，怎么太甲在杀了他之后，还会让他的儿子继承其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