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周易》是古人用“太极”、“阴阳”、“四象”、“八卦”的

前言

《周易》是古人用“太极”、“阴阳”、“四象”、“八卦”的符号系统和数理逻辑组成的“六十四卦”认知世界的观点和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易”。按汉代易学家郑玄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简易”是《周易》的特征，如《系辞》所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变易”是《周易》的本质，如其所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唯变所适”。“不易”是“变易”的前提，此之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从“三易”之说看《周易》，则“变易”和“不易”是世界观，而“简易”则是方法论，“简易”存在于“不易”与“变易”之中。若从字面解释，《说文》：“易，蜥蜴”，即变色龙喻其“变易”，又“易，日月也”。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易”字从文字解释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取其蜥蜴的变化特征。二是指由日月象征太阳与太阴的字形。其后一种意思描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日月交替和变化开始的，而且这两种天体的运行与古代人的生活联系得也最为密切。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系辞》曰：“阴阳之义配日月”，“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凡此种种释“易”可知，“易”之“简易、变易、不易”的道理，实际上都是通过“易”字所包含的日月、阴阳之道体现出来的。

《周易》的“周”字，凡有四解，就字义来看，意为周密，如《易传》言“几事不密则害成”，“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以密”，如常言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故“君子慎密而不出”；就时间而言，指周代，如《易传》所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就卦象而言，指“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卦体；就《周易》内容而言，指“知周乎万物”的智慧。以上四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易》作为古人认知世界的观点与方法，在周以前已经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于夏之时为《连山》易，于商之时为《归藏》易。若因周之时为《周易》，则何以夏、商不以时代名《易》？

如上所述，《周易》本不是一本书，而是认知世间万物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系辞》曰：“易者，象也。”《周易》的最初的结构和形态体现了古人从日月、阴阳的“形象化”认知转化为以“变化”为本质特征的理性思维。《易传》作者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不仅有“一分为二”的方法以分析和演绎事物存在的本质属性，而且还能以“因而重之”逻辑思维去归纳和推理事物变化的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里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两仪（阴阳，黑色为阴，白色为阳）→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周易》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结构与变化方式，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预先做出吉、凶、悔、吝等判断，其目的是劝善惩恶，避凶趋吉。

赋予《周易》这样的思想和智慧，主要是因为它的根源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主流生生不息，不仅有“世历三古”和“人更三圣”之说，而且从根本上深切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学术方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生活方式。《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到了汉朝时，这种猜测式的说法被《汉书》总结成“人更三圣”与“世历三古”。这里的“三圣”，应该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伏羲、文王、孔子。二是指伏羲、文王、周公，后来，加上孔子，就应该是“人更四圣”了。但是，如果我们将三个“圣人”与“世历三古”对应起来，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近古。如果我们接受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作《易》的近古圣人是孔子，《易传》是孔子创作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孔子在《系辞传》中也带着疑问语气词“其”、“乎”、“邪”来说明《周易》的发明时代，而且孔子也没有理由将自己称作“圣”，更没有理由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古”。由此可知，“人更三圣”和“世历三古”应另有所指，但无论怎样，伏羲作为上古的圣人是符合情理的。伏羲“观物取象”，“一画天地开”，使人类从混沌中走出来，走进了文明觉悟的时代。孔子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故称“文皇”。《系辞》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系辞传》里所说的“包牺氏”就是伏羲氏，伏羲“观物取象”画出了八卦。八卦的符号是蕴涵着数理的“象”，而数的演绎性与“象”的包容性既能使《易》根源于“自然”生成的本原，又能旁通于万物。伏羲画出的八卦经数理式的演绎变化和逻辑思维变为六十四卦。据《周礼·春官》记载，“六十四卦”在夏朝已经就有了。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六十四卦的符号也是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呢？文王在羑里演的什么样的《易》呢？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文王之前，已经有了六十四卦，他不是六十四卦的发明人。其次，让我们一起来分析“演”字意义，在中国古代“演”既可以解释为“演绎”，也可以理解为“演算”。如果是前一种，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文王“演”的《易》，可能是在推演六十四卦的变化形式。如果是后一种意思，那么，文王拘在羑里时，可能只是演算着六十四卦的意义。总之，基于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史事，结合《系辞》里有关“《易》之所兴”的推断而看，文王很可能是《周易》的卦爻辞的作者之一。汉代以后的学者，基本认为卦辞是文王通过推演后系属在六十四卦的卦象上的。

既然文王做了卦辞，“人更三圣”的最后一位，可能指的是周公。汉以后的儒生们就认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六爻，每个爻画后系属的爻辞就是周公创作的。至此，当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六爻后系属了卦辞和爻辞后，《周易》的卦画就有了文字解释，即我们现在很难读懂的卦爻辞，于是，《周易》就成为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