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