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的宋文帝元嘉元年（ 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

几年后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陶渊明的草舍探访。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又病又饿，卧床不起多日了。檀道济见状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官？何必自我折磨呢？）陶渊明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的志向不在当官上。）檀道济无奈，送给陶渊明许多粮食和肉，结果还被陶渊明“挥而去之”。

在东晋南朝，陶渊明是个孤独寂寞的隐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树立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依然是儒家思想，但掌权者真正奉行的始终是法家思想，尤其是在九州动乱、朝廷衰微的背景下，各派人物将现实主义政治发扬光大，法家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比如司马睿送给太子司马绍的图书礼物，不是《诗经》、《论语》或者《尚书》，而是《韩非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反叛，玄学盛行，社会上以清谈为乐。玄学为许多人提供了躲避残酷现实、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而陶渊明抛弃了这一切，不信奉任何思想学派，奉行简单、平淡、真实的隐居生活。他沉默少言，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喜欢读书和写作，却不以精通某家学问或者追求什么为目的；喜欢喝酒，就尽情喝酒。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晋书》在《陶潜传》开篇不久就引用了这篇文章，认为这是陶渊明的自传。如果说陶渊明的人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坚守率真、独立的人性。所以他不为务实的东晋政治所吸纳，也不为当时或宗法家或宗玄学的士人所理解。

率真、独立的人性在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保持，所以陶渊明的后半生远离了尘嚣，躬耕自资。他写了一篇《桃花源记》，来描绘他理想中那平淡、简单的生活图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从此，桃花源，一个若有若无的仙境，成了中国文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代名词。千百年来，一代代后来者或苦苦追寻或刻意营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更有一代代崇拜者，力图证明桃花源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陶渊明的虚构。

二

陶渊明（刘宋建立后改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名臣陶侃的曾孙。在他出生时，陶家已经败落，陶渊明9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寄宿在外祖父孟嘉家里，艰难度日。

孟嘉是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陶渊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不求虚名的率真个性，也继承了外祖父酗酒的嗜好。孟家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陶渊明的老师是谁，陶渊明很可能是自学成才。这就使得陶渊明的人格无拘无束地蔓延生长，开出了求真淡定的花朵。在其他人热衷“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士人从小钻营进取的两晋时代，陶渊明自由选择学习了儒家的六经，遍览了文、史、哲以及神话等闲书、异书。结果，两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扎下了根。一是多数学问都倡导的入世思想，陶渊明也有兼济天下、抚慰苍生的志向抱负，渴望施展才华做出一番功业来；二是清正独立的人格根深蒂固，陶渊明正邪分明，去伪存真，不阿谀、不谄媚、不说假话、不干坏事。他要按照“正确的思路”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这样，陶渊明就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独立正直又有抱负的读书人会遭遇的难题。现实不会让你顺利地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是给你设置种种障碍。读书人要想成事，必须妥协让步，要么委曲求全曲线践志，要么丧失独立性在现实中随波逐流，不会让你既保持清正独立的人格又实现理想抱负。如果你不愿意如此，轻者在现实中被摔打得头破血流，重者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

陶渊明就属于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那类人。

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他已经29岁了。东晋门阀制度森严，世族能够二十为官，寒门缺只能三十试吏。曾祖父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渊明摆脱寒门身份，他入仕即遭人轻视。同时，陶渊明对官场冗繁无聊的生活很不适应，对官吏脱离百姓民生的工作不以为然，很快就辞职回乡了。之后，江州又召他出任主簿，他也辞谢了。隆安四年（400年），陶渊明觉得荆州刺史桓玄有所作为，跟随他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主动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不想，桓玄的有所作为是篡夺东晋的天下，陶渊明不愿意同流合污做乱臣贼子，便在第二年借母亲去世之机，挂冠而去。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叛乱，攻入建康，第二年篡位称帝。陶渊明对桓玄称帝深恨在心，思考如何报国，得知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人起兵讨桓，便马上离家，乔装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报告刘裕。陶渊明对此举很是得意，认为做了一件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情。他看到刘裕主政后革新政治，作风不俗，便留在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刘裕以身作则整顿朝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陶渊明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归宿，和刘裕走得很近。马上，陶渊明便失望地发现刘裕的这些作为其实是在为篡位称帝做准备，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去职。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出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此前的陶渊明断断续续出任了多个低级官职，都干不长，没有积蓄又酗酒，家庭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东晋的官吏有“职份田”，到任耕种，卸任归还。陶渊明到任后想在职份田上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不同意，要种上可以吃饭换钱的粳米。夫妻争吵的结果是一顷五十亩田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米。随着现实和理想差距日益扩大，陶渊明酗酒也越来越厉害。不过没有等到种下去的秫谷成熟，陶渊明又挂冠而去。原来追求简单真实的陶渊明上任后，有事办事，没事休息，从不和上级、同僚“联络感情”。一日，浔阳郡遣督邮来到县里，属吏告诉陶渊明应该束带正装去见。陶渊明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授印去职。陶渊明的彭泽县令在任仅81天，却为他赢得了“陶彭泽”的雅号。